复旦教授称打工者心理危机严重 潜伏于很多家庭

　　我们社会该考虑打工青年的父母安置问题了

　　中国青年报：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自杀论》中谈到，个体的社会关系越孤立、越疏离，越容易自杀。对于遏制自杀，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孙时进：我们社会对自杀的重视程度还不够。我们应及时对自杀行为作出预防性干预，这就需要进行相关立法。比如建立类似于传染性疾病上报制度的自杀事件上报制度，让决策部门和研究者可以清楚地知道自杀率、自杀者的年龄、地域分布、导致自杀的主要原因等重要信息，建立自杀诱因的谱系，并根据每年自杀诱因谱系的变化，确定让什么领域的专家提供意见，制订什么样的应对策略。

　　政府要担负起自己的责任，起到指导、协调和支持等作用。比如给媒体提出和国际接轨的关于自杀报道的指导原则，进行自杀谱系的调查和立法，用减免税收等方式鼓励企业在员工教育上花钱，还要对民间公益组织进行扶持和支持等。没有政府出面主导，这些事情是很难做到的。像这次世博心理服务项目，没有世博局的主导牵头，肯定无法有序、有效地开展。

　　中国青年报：作为普通公众，我们应该怎么做？

　　孙时进：我们不能只是对别人进行批评或表示愤慨，要学会深入地反思我们自己的责任，思考自己能为这些事做些什么。

　　随着一个个自杀事件的曝出，不少人好像有了猎奇甚至预期心理。那些不断增加的数字，甚至成了一些人的企盼和兴奋点。鲁迅笔下的那些冷血看客们好像还活在今天，他们对于死亡表现出了冷漠和麻木。这说明，我们的教育中一直缺少生命教育，教育界和家长都应该反思。实际上，个别企业打工青年员工的心理危机潜伏在我们很多家庭中。说个几年前的例子，有个孩子自杀了，家长就状告学校。我那次当陪审员，看到孩子留下的遗书，发现孩子最大的压力恰恰来自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