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介参与预约挂号，是分忧还是添乱？

　　据悉，在新政策出台后，受本身经营成本、人力资源运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广州的很多医院大多选择了继续与不收费的网络服务平台合作进行网上预约挂号服务。但这类网络平台的预约挂号服务如何公平、公正地将号源分配给有需要的市民？会否变相附带一些其他的与挂号服务无关的收费服务？人们担心这样的合作形式会不会带来一种市场垄断，造成医疗资源分配新的混乱。

　　而市场的反映不可谓不快，现实中某些提供中介服务的预约挂号中介机构已“创新”出变相“会员费”，“预约挂号”市场对于中介公司而言可谓“钱”景光明。但对患者来说，最担忧的也恰恰就是这点。

　　一般而言，某种社会公共资源的的稀缺与人们对这种资源的需求失衡，往往会导致权利寻租现象。“一号难求”挂号难的现象根源在于医疗专家资源的稀缺。而作为一种市场个体，社会中介服务的“利润最大化”需求不言而喻。如何遏制中介机构谋利冲动下的越轨，避免宝贵的医疗资源被垄断和商业化利用，需要严格的管理措施。

　　有网友提出：我们没有看到卫生部给出明确的细则，对参与预约挂号的中介机构如何监管？在这种情况下，指望中介能自觉“依法”经营，有些太天真了。如果按照物价部门规定的标准收费没多大的赚头，中介该额外收费还会额外收费，大不了不干了。如果中介都抱着这样的想法，最终倒霉的还是患者。

　　亟需严密的监管措施

　　新政全面推开在即，如何有效监管中介机构与医院之间的违规行为，成为实现政策初衷的一道门槛。具备什么样的条件的中介组织能够获得准入资格？一旦发现违规行为，由什么部门予以监管？对违规行为采取什么样的惩处措施？相关监管部门的职责权限是什么？要想政策不变味不走样，这些细则规定还有待于进一步加以完善。一句“收费不得高于物价部门规定的标准”显然不能消除公众对于中介参与预约挂号的担心与焦虑。

　　从制度设计的初衷来看，中介参与预约挂号无非是为了将预约挂号这一政策更顺利地推行下去，这项缓解群众看病难题，旨在增进民生福祉的制度创新当然值得尝试。然而，无论从社会舆论的反应，还是从现实的医疗资源状况来分析，预约挂号政策的顺利推进依然面临着现实的种种困难。

　　据悉卫生部倾向于医院与大型通信公司，如电信、联通、移动公司进行合作这一方案，将预约挂号纳入其附加服务范畴。卫生部明确的原则是，医院与中介机构不以赢利为目的，共同搭建预约挂号服务平台，把患者负担降到最小。

　　然而，将相对宝贵的医疗资源置于有着盈利动机的中介机构和医院掌握之中，而中介与患者之间又处于信息不对称状态。市场大潮洗礼下，一些医院早已对“趋利避害”的市场烂熟于胸，在这种状况之下，稀缺的医疗资源转化为一种隐性权力，利益驱动的权力寻租暗箱操作在所难免。如何使得中介机构，患者，医院三者在政策执行中实现互利共赢，避免违规现象产生，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制定严谨的监管细则以及严格执行监管政策。

　　与其他改革一样，医疗改革的成功离不开实施过程中的不断创新与完善。值得欣慰的是，一些城市为了解决预约挂号难题正在积极创新思路，譬如在增加专家出诊次数的同时，加大社区医院的建设力度，引导社区医院对患者进行初诊，再由社区医院向大医院进行有针对性的预约，这些有益的尝试正在一步步地改进当地医疗服务的质量。

　　现阶段，我国医疗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导致大量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正如某专家所言，“中介机构具有生存空间，源于优质医疗服务的短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中介机构提供服务，自然有人愿意购买”。溯本求源，解决群众看病难现象终极办法在于医疗资源的增加与合理配置，而这也正是当前医改前行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