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改应力破潜规则 专家:必要时可升为国家法律

　　在与院方交涉的过程中，林女士得知，在施行手术之前，妇产科主任已经查明了她的病情，并指示主治大夫，“患者年龄不大，子宫肌瘤又属于危害不大的疾病，因此，没有进行手术的必要”。但是等妇产科主任离开后，主治大夫硬是将林女士弄上了手术台。

　　在与院方交涉了几天后，林女士被告知，“施行手术的主治大夫已经离开医院，下落不明，初步断定系主动与医院脱离关系，因此，医院没有义务承担此次手术造成的后果”。

　　手术后，林女士经常尿血，十分痛苦。再次与院方交涉后，对方同意免费为林女士治愈手术后遗症。

　　有业内人士透露，医院之所以难以遏制“开大处方、动大手术”的冲动，是因为其背后缠绕着一条由串联起来的长长的利益链条。

　　为了治理医疗腐败，降低药价，自2000年开始，各地医院开始实行药品和医疗器械集中采购招标制度。然而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招标在一些地方开始变味，在医药代表、各大医院以及部分专家的“互助”下，集中采购招标成为抬高药价、集体寻租的腐败平台。其最后的结果是，让患者背负沉重的负担。

　　一位医药代表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他说，药品进医院，从招标专家组到医院的院长、分管副院长，从药房主任(或药剂科长)到处方医生，甚至统计员、会计，“处处都得花钱”。而这些费用最终都要患者买单。

　　一家医院的专家向记者透露：在同类药中，医院领导往往倾向于招进那些价格昂贵的新品种药，因为“新药”附带着高额的回扣。“在医药集中采购招标之前，院领导便位居药品消费利益链的最高端；实行招标之后，这样的格局没有太大变化。”

　　“院领导如果需要招标药品，他就会在有关药品展销会露面，并把生产这种药品的厂家全部邀请过来。这时，院领导往往会给各厂的医药代表‘相面’，他要观察、感受哪些人更面善一些、更可靠一些。价格不是问题，质量也不是问题。如果他感觉这个医药代表靠不住，即使送再多的钱也会被他拒之门外。而一旦他接了药商方面的钱财，就立即成了利益共同体。”这位专家说。

　　除了院领导外，普通医生也想从药品招标中“分一杯羹”。

　　“哪怕一个品质优良的大夫，要抵挡‘新药’回扣的诱惑、给陌生人开廉价药，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一位医生告诉记者。

　　采访中，这位医生的话得到了多次印证。不止一位医生向记者抱怨：人家搞医药批发和招标的，买豪宅，购别墅，而我们开处方拿点小回扣，又算得了什么呢？

　　上述医生还向记者道出了医院内部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招标：同类药品中要招上一种的，它是为院里职工及亲朋好友们准备的。所以，治疗同样病症的药，医院里既有价格低廉、药效稳定、毒副作用清晰的“老药”，又有昂贵的“新药”。它们价格的差别往往是几倍甚至几十倍。而前者，与普通患者是无缘的。